这一闯还真闯出些名堂。细心的李宪章发现，一双布鞋在南京卖1块2，在泰安可以换10斤粮食，每斤粮食在德州又能卖两块钱。一只玩具指南针在济南卖1毛7，在泰安却可以换3斤粮票(当时泰安有煤矿，煤矿工人比较富裕，各种票证都挺多)，而每斤粮票在济南能卖近3块钱。只要一倒腾，一双布鞋能挣十几块钱，一只不起眼的小指南针竟也能赚8块多。而对当时的一个农村家庭来说，十来块钱绝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发现了这一奥妙，李宪章兴奋不已，于是他凑起钱，从1960年开始做起了小买卖。
没过多长时间，李宪章就挣了不少钱，家里也富裕了，惹人羡慕的大胶皮车有了，农村想都不敢想的缝纫机也有了。
“装疯卖傻”
疯狂“败”家躲一劫
但好景不长，1963年，禹城地区开始了四清运动(1963年—1966年，一开始在农村中是“清工分，清账目，清仓库和清财物”，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“清思想，清政治，清组织和清经济”。实际上为“文革”的发动作了准备)，李宪章做小买卖在当时属于“投机倒把”，是重点清除对象。一天夜里，一位在乡里工作的朋友偷偷跑来告诉他：“乡里已经列出了清理名单，你在里面，马上就要整你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”李宪章吓出一身冷汗，“在那个年代，如果在政治上被扣上帽子，就没法活了。”李宪章说。
情急之下，他决定“装疯卖傻”，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廉价卖掉。100多元买回来的缝纫机，2元就处理了，引来不少人抢购。村里人纷纷笑他傻，但也就是因为这样“装疯卖傻”，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。
卖粮筹“资”
偷扎笤帚挣“大”钱
殷实的家底瞬间化为乌有，李宪章一家心如刀割。不过李宪章本人并未气馁，而是想找机会再大干一场。不久，他盯上了卖笤帚的生意。笤帚家家户户都需要，制作简单成本低，并且当地政府对卖笤帚这样的小买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说干就干，李宪章花了一周时间向邻居学习扎笤帚，紧接着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地窖，准备夜里偷偷躲进地窖扎笤帚。问题又来了----他没钱买扎笤帚的笤帚苗。李宪章狠了狠心，想把家里的口粮卖掉。父母一听死活都不同意。那时一家四口人一年只有400斤口粮，根本不够吃。母亲甚至跪在地上求他：“粮食是命根子，千万不能卖啊，卖了咱一家人就没法活了！你不过日子了？”“娘，你放心，我卖一斤粗粮准给你买回两斤细粮来。”李宪章铁了心，没过两天，他一次卖了100斤粮食，买回400斤笤帚苗。
从此，李宪章白天给生产队干活，晚上抽空偷偷扎笤帚，接着隔三五天向队里请一天假，悄悄地担着一担笤帚，走十来里路到禹城集上叫卖。他还记得第一次卖笤帚，50把笤帚一天都卖完了，拿着挣下的钱，他兴冲冲地买了10斤小麦回家。母亲看到粮食，气消了一半，不过还是担心地说：“千万别再让人查了。”
好的时候，李宪章一次卖近100把笤帚，少的时候也能卖一二十把，一把笤帚卖一毛五，除去成本能挣7分钱。一个月下来，他竟能挣个七八块钱。“那时候一月挣七八块钱，在农村可不得了啊。”李宪章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