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中国本土，涌动的这些由富二代带着浮出海面的风险投资基金，是童世豪早就注意过的“中国民资”：“规模还不大，一些想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不想要这些钱。”因为中国民资相比起海外的基金，不是“好钱”——对想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帮助不大，这些企业会去找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投资基金，拿到钱的同时也拿到经验。
可是2007年，众多的新政策如股改、全流通、A股上市退出机制刺激了投资基金的狂热，尤其是VC退出时的高利润吸引着以往和这行业无关的“中国民资”，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刺激，“父辈通过制造业赚的钱急于想找到出口”。而这批20多岁的VC行业的新人则成为出口的寻找者。
陈栋刚坐下来就宣布：“我是标准的‘二世祖’。”他端坐在那里，服务员过来倒水，他连最小的配合都没有，在他看来，这是保持身份的意思。
他家族的低压电器出口几十年都排在中国第一位，1982年出生的他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每年也就几十亿元的收入。”这些都是他父亲的成就，可是一谈到自己刚刚接触到的VC，口气立刻大了很多。刚刚做投资一年，脸上满是青春痘，头发也少了不少，他说这些都表明自己的焦虑。而焦虑来源，除了对家族制造业前景的担忧，也来自超过父亲的野心。
他总觉得喜欢摄影、动不动上新疆拍照的父亲不是一个合适的投资者，“他是个艺术家，根本不知道制造业已经日薄西山了”。
他们属于从温州搬迁到上海的家族企业，可是父亲不想让陈栋继承企业，当陈栋考上公务员的时候，父亲特别兴奋，觉得儿子的日子可以安稳地过下去。可是陈栋想了一天后，还是跑到父亲身边，对他说：“我觉得制造业已经利润微薄了，我要帮你管理企业。”父亲听都不听就把他赶走了。 后来，父亲把工厂给了哥哥管理，“我再去说制造业的危机时，他都会说，那是你哥哥的事情”。而给了他近1个亿，让他去做酒店投资，憋着气的陈栋自己面对管理所有的问题，“被人骗了根本不明白”。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合格的投资者，应该去找合适的人来管理投资。
“开始到处去挖人才，为了挖一个著名厨师，半年时间内，每个月飞两次北京。”他四处搜罗来的管理团队都比自己年纪大，“都是有野心的人，但是那种野心是我能控制的”。他反复强调野心，觉得这是自己将来成功的关键。
而野心的最新出路，就是资本投资。自己管理了一年投资，觉得要学的还有太多，包括想把自己变成专业的投资基金管理者，“那样才能保证自己家族的资产不断升值”。在温州商会的网上看见了这群人的相关消息，第二天他就和杨沛约着见面了。
像陈栋这样急于将家族财富由制造业转向资本运营的第二代，杨沛至少每月能见到一两个，“数目还在不断扩张中”。昨天还有准备将家族企业上市的福建商人的第二代打电话约见，想马上飞来上海，加入杨沛他们的团体，能帮助家族从上市中套利。